银龙之墓千里同镜 千古谜题如何求解?

从2017年起，河南考古人连续三年深入蒙古无人区，揭开了两座匈奴贵族墓的面纱，出土的“鎏金银龙”等文物，更是世所罕见。在美国考古杂志《Archaeology》评选的2019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中，“银龙之墓”榜上有名，这也是中国专家境外考古首次获此殊荣。

这次异域考古为何备受关注?在于匈奴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曾是横行亚欧大陆的天之骄子，也曾被霍去病“封狼居胥”打到了老家。分裂成南北两部后，南匈奴逐渐融入汉族，而北匈奴西迁神秘消失，成了国际史学界未解之谜。虽然昭君出塞、苏武牧羊等跟匈奴有关的故事尽人皆知，但匈奴是什么族属，有没有文字，说什么语言，甚至长什么样子，至今仍众说纷纭。

千古谜题如何求解?埋藏千年的遗物或可回答，这次境外考古，就为解谜提供了难得的一手资料。那些出土的文物仿佛在讲述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两千年前欧亚大陆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也看到了农业文明和草原文明的碰撞与交融。

汉代玉璧

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驱车向西500多公里，天高云淡、水草丰茂，这里是杭爱山山麓。蒙古的重要河流色楞格河就发源于此，它一路向北最终流入贝加尔湖。对中国人来说，杭爱山还有一个更为熟悉的名字——燕然山。

勒石燕然，说的是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车骑将军窦宪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全歼了北单于主力，随军的班固写下《封燕然山铭》，刻在摩崖上记功的故事。

这一战，彻底打垮了北匈奴，使其脱离了漠北高原，往西远遁，因此有关燕然山的典故在唐诗宋词中俯拾皆是。王维的《使至塞上》，很多人只记得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却忘了下一句“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别看燕然山这么出名，具体位置一直很难确定。清朝时，官方地图才确认杭爱山就是燕然山。不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摩崖石刻，其上的汉隶就是班固所书的《封燕然山铭》，这也确定了燕然山的真实位置：不是整个山麓，而是杭爱山东南一个面积很小的孤立山丘。

燕然石刻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牧民发现了，多国研究均未破解，中国专家对照《后汉书》一读，当即确认为《封燕然山铭》。这无疑证明了中方在匈奴考古中独一无二的优势——对历史文献的熟练运用。

由于没有文字传世，关于匈奴的历史，大多存于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司马迁是匈奴同时代人，他在《史记·匈奴列传》中首次详细记述了匈奴人的历史、习俗，以后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著作也有对匈奴的记载。

然而，作为曾经对立的两个超级大国，秦汉对匈奴的记载，大多是因为双方磕磕绊绊，而对其军政大权进行的观察，有关渊源来历、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则寥寥无几。这就好比邻里之间流传的八卦，说到细节，外人的描述难免有一定的局限和偏颇，这也使后人的解读出现了许多争议的地方。

随着匈奴的分化和迁徙，其名称在南北朝后期就从中国的史书上消失了，曾经的天之骄子竟然不知去向。以至于又过了300年，当一个草原民族突然横扫欧洲，间接灭掉了东罗马帝国后，很多人都愿意相信，这就是匈奴最后的荣光。

文献记载不足，更多信息，还得靠考古发掘。1912年，一位俄国淘金者在蒙古诺音乌拉发现了一座不同寻常的古墓，由此揭开了匈奴田野考古的序幕。

匈奴强盛时，疆域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破解匈奴之谜又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热点，因此蒙古很早就成了国际考古合作的大舞台。早在中蒙合作之前的数十年，已经有包括俄、美、法、德、日、韩等不少国家，在蒙古境内进行了发掘。

2004年，中蒙两国开始就考古问题进行接洽，会谈时，蒙古学者对来自内蒙古的专家说：“我们既是邻居，又是亲戚，你们早该来!”一句话拉近了彼此的关系。

此后的合作，不仅发现了《封燕然山铭》，还找到了“龙城”，中方领队、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表示，杭爱山所在的后杭爱省，很可能是当年匈奴统治的腹地，而漠北匈奴人进行“春夏秋”祭祀的单于庭“龙城”，很可能就是联合发掘了五年的三连城遗址。

虽然收获颇丰，但在2004年到2016年的十几年间，与蒙古联手考古的主要是内蒙古专家。直到“一带一路”和“草原之路”的战略对接后，中方的队伍才多了起来——2017年6月出访杭爱山的河南省文物考古代表团就是其中之一。

河南是中国的考古大省，但到境外考古还是第一遭。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周立刚担任这一项目的中方队长，他是海归博士，曾在美洲落基山下考古，也发掘过曹操高陵陵园，可谓少壮实力派。蒙方带队的，则是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主持发掘了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大墓的额尔登巴特尔教授。

“去蒙古之前，对高勒毛都2号墓地的了解只限于一些片段，看到文物，震撼程度远超想象。” 周立刚说，他是最先与器物相遇，而后开始这段考古之旅的。

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的博物馆很小，里面的陈列品几乎都是从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大墓及其陪葬墓出土的。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成套的金银车马器，也就是马身上穿戴的首饰。“国内近年来最吸引人的考古发现莫过于海昏侯墓，尤其是出土的马蹄金让人惊叹不已。然而这些成套的金银车马器出现在眼前时，带来的却是另一种震撼。” 周立刚说，海昏侯墓出土的马蹄金无疑是财富的直接展示，而这些金银车马器除了展示财富之外，还展现出草原文明高超的艺术造诣。

最大的圆形金器直径13厘米，长条形金器长度也近30厘米，除了尺寸惊人之外，上面的独角兽纹样更是风格独特。额尔登巴特尔教授解释说，独角兽是匈奴人的图腾之一，即便是现在，牧民也不会伤害独角的动物。

一只蓝白相间的玻璃碗也分外显眼。别看这只碗出土于陪葬墓，却是典型的罗马器物。它是如何自欧亚大陆另一端来到草原深处的?这显然是与丝绸之路有关。

一件直径18.5厘米的汉代玉璧，更是让见多识广的专家们十分惊讶，“其精美程度即使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到与之匹敌者”。

说起玉璧的来历，额教授顿时兴奋起来：

清理到M1主墓墓室底部时已是寒冬。为了赶在大雪到来之前完成工作，发掘人员实行三班倒24小时作业制。一天半夜，他刚从工地回到蒙古包内准备休息，一名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找他，说是有紧急情况汇报。

因为当时进行的是深达21米的地下作业，周边的流沙稳定性很差，教授以为是流沙引发了安全问题，吓得马上站了起来。他没有详细询问就直接跑到坑底，只见工作人员围成一团，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沙土中一片金灿灿的器物。

原来，棺椁嵌套在一起，被分隔成三个部分，除了安葬人骨的部分，另外两个隔室并没有被盗墓者破坏。其中一个隔室里整齐堆放着成套的马饰，包括一套金饰和两套银饰。安放人骨的棺室虽然被破坏，但这块紧贴棺材板的玉璧却逃过一劫。

蒙古学者非常肯定地认为，M1就是一代匈奴国王的墓葬，也就是汉朝文献中记载的单于墓。至于到底是哪位单于，教授团队对M1出土的皮革制品进行了碳14测年，表明年代应该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也就是我们的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线索了。

在高勒毛都2号墓地中，类似M1的大型墓葬还有近百座，表明先后数代国王或者贵族均葬于此地。这个墓地究竟使用了多少年?葬的是哪几代国王?至今仍是谜。

“草原文明、汉代中原文明和西方罗马文明在草原深处的一个墓群中的交汇，让人颇有时空穿越的感觉。”冰山一角就如此惊艳，让周立刚对高勒毛都2号墓地愈发神往，迫不及待地要一睹它的真容。

匈奴王陵

下午6时，北纬48度的地方依然艳阳高照。在杭爱山山麓的松林里，一个个石头堆遥遥在望。很难想象，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石堆下，埋葬着骁勇善战的匈奴王者。

王陵坐落在一片北低南高的山坡上，东西长2200多米、南北宽1300多米，北侧有一条叫做鹿河的小溪流过，东西南三面都有缓坡围绕。如果将高像素的航拍照片放大到一定程度，可以明显看到地面露出的墓葬轮廓。这些墓葬的积石有的高出地面近1.5米，有的则已经完全被掩埋到草皮之下。

为什么选这儿作为安息之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蓝万里博士认为，这里紧靠匈奴人的母亲河，墓地所在的小环境避风，适合冬季扎营，旁边还有石头山便于取石，这都可能是匈奴人眼里的好风水。

为什么叫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又在哪里?原来，Gol Mod在蒙语里是丛林之中的意思，在后杭爱省境内，有两个小地方叫Gol Mod，而且先后都发现了大型的匈奴贵族墓地，只好加上编号以示区别。其实，这两个墓地的直线距离足有60公里。

不过，两个同名的墓地冥冥中也有联系。2001年，一个参加过1号墓地发掘的牧民偶然进入2号墓地，他发现那些似曾相识的积石后，立即告知了正在附近开展工作的额教授。额教授起初将信将疑，毕竟他在这一带已经调查多年，怎么会遗漏了这么大规模的墓地呢?

额教授只派了一个学生去核实情况，没想到却发现了一个墓葬群。详细调查后，结果更惊人，这里的匈奴贵族墓，数量众多且规模巨大，可算世界前三。随后十年间，教授和他的团队对M1号墓和它的28座陪葬墓进行了发掘。

M1并不在墓葬群的核心，却是已知最大的一座，它跟中国考古人所熟知的甲字形墓很像——方形或者长方形的墓室，斜坡墓道。额教授认为这是受到汉代贵族墓的影响，并把这一点写进了考古报告。俄罗斯学者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这种形制可能是受中国南方楚国贵族墓的影响。

“墓葬和葬具，代表着生命最终的归属，最能体现文明的融合。”周立刚注意到，M1主墓是两椁一棺，也就是在棺外还有两层木箱，层层相套，这是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

不同的是，匈奴贵族墓顶部有数米高的石砌方台，墓道边缘也有石块标注。每个大墓的一侧，还呈弧形分布着数量不等的陪葬墓，像是一弯月亮。

虽然远离人烟，但这里也不是无人光顾。几乎每个大型墓葬的墓室顶部都有一个圆形凹坑，额教授解释说，较小的凹坑可能是墓内棺木塌陷形成，但是较大的凹坑肯定是盗墓所致。根据他们的调查，大部分墓葬都被不同程度的盗扰。

专攻植物考古的蓝万里告诉记者，此地的树，是近两百年内，才由从西伯利亚吹来的树种落地生根而成。2000年前，这里还没有树木，荒原之上，数米高的石堆自然十分扎眼，也招盗墓者惦记。很多凹坑上已经长出了直径五六十厘米的大树，说明盗洞是很久之前的。

有意思的是，M1大墓虽然20多米深，但盗墓者一个盗洞就精准地打到了棺上，他们对墓室结构如此熟悉，而且是团队作案，却视金钱如粪土。

“可以比较有把握地判断，墓里的文物肯定是被发现了。”周立刚说，安葬遗骨的棺椁中，人骨几乎被破坏殆尽，但是棺室里的玉璧保存完好。同时，在棺的外部，椁室里成套的金银马饰没有任何扰动，这说明盗墓者的动机并不在于金银财宝。“那么，剩下的动机就只可能是报复了。”

《汉书》等文献记载，乌桓人与匈奴人是世仇，曾经大规模破坏匈奴国王墓葬以进行报复。眼前的盗洞是否就是这种有组织的报复活动呢?其他大墓的盗墓者，也对金银视而不见吗?

谜团越来越多，样本量却很小。限于资金，额教授只发掘了1号大墓和其陪葬墓，另外清理了一座很小的甲字形墓，要想有什么结论，还必须继续发掘。

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学者，额教授一直在寻求与中国合作，因为“地域特点决定，大家的历史都是交织在一起”。而中国的河南考古人，对于与秦汉相爱相杀的匈奴也兴趣很浓，寻求着走出国门一探究竟的机会。

初访高勒毛都2号墓地后，双方一拍即合，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作协议：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考古学系共同实施，对高勒毛都2号地的M189号墓进行联合发掘。

千里同镜

考虑到气候因素，当地能够开展田野考古的时段只有6、7、8三个月，中方人员立刻回国，紧锣密鼓地准备下一趟正式发掘之旅。

一个月后，一支年轻而精悍的考古小队从郑州出发了。队员都是80后的博士和硕士，他们专业方向各异，每个人在自己的业务领域都是一流的，可谓是“河南考古天团”。

这支队伍到蒙古后，对方的惊讶写在脸上，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中国考古学家必然是白发苍苍的学者。看来，“天团”唯有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让对方刮目相看。

田野考古中，科技水平主要体现在各种测量和记录工具上。这次，考古小队准备的照相机就有10台，为了延时摄影，多角度全程记录工作过程，他们还冒险在周围的松树上架设了机位。

另外，通过无人机的辅助，中方还在高勒毛都2号发现了138个新墓葬。十年前调查时，由于地表植被太厚，盖住了很多墓葬，加上记录手段限制，漏掉一部分。中方到来后，航拍与地面测量相结合，遗漏的部分浮现出来。经过详细踏勘统计，该墓地共计分布有不同类型的积石墓葬571座，包括甲字形贵族墓葬104座，圆形积石陪葬墓326座，独立圆形积石墓葬141座。

不过，考古总是充满意外，专家们后来发现，还有更早的墓葬几乎全被草皮盖住了，很难发现，而且，这个墓就藏在考古队营地中央。

“中国北方的考古学家在面对南方的遗迹时，也会有点蒙圈，何况这是千里之外的大草原。”周立刚说，中蒙考古方式的不同，在发掘第一天就显露出来。

上午8时，中方队员还没有来得及用无人机对墓葬区进行低空摄影，进行RTK测绘、架设延时摄影机位，就发现蒙方教师已经带着学生准备开工了。为了留下墓葬区的原貌资料，中方及时沟通，蒙方也微笑着停下来，把时间留给了中方。

差别最大的，是对墓坑的处理。中方习惯根据地表颜色差异，画出墓坑的轮廓，然后用刷子和小铲沿边缘向下清理，而蒙方则是整个工作面向下推进，这让中方很不理解。对于分歧，乌兰巴托大学的师生们并没有坚持己见，而是表示可以按照中方的办法试一试。结果，往下清理了不到半米就发现，这里的流沙细软，很容易塌方，最终采用了蒙古的传统做法。

谦虚又严谨的河南考古人，很快就和蒙方教师、蒙俄两国学生建立了默契。“当然，周末一起喝点小酒，互相交流一下想法，也是很有必要的。”周立刚说，在这个国际化的考古平台上搞外交，酒量不能太小。

在高勒毛都2号墓地内，M189并不显眼。从地表上观察，它顶部的凹陷比较小，推测可能没有被盗。之所以选它，就是希望收获大一点。

然而，2017年发掘的12座陪葬墓，从1号到5号都非常小，没有出土任何随葬品，甚至连一块陶片都没有。6号陪葬墓出土了两件铁镞(铁箭头)，就让大家兴奋了半天，可接下来的7号陪葬墓又是空空如也。

此时，联合考古已开展了一个多月，如果规模这么大的团队，只有这些发现，显然会非常尴尬。额教授那几个星期都心情沉重，说了很多次sorry，抱歉自己没选好工作地点。

其实，“没有遗物，也是一种重要现象”。周立刚特别注意了M189陪葬墓中人骨的情况，他发现陪葬墓里的人骨大多无头，下肢未经扰动。看来，盗墓者跟匈奴确实有深仇大恨，连陪葬的都要“鞭尸”泄愤。

虽然尸骨保存得很差，有的连牙齿也没留下，但可以肯定的是，陪葬墓群南部的是小孩，北部是成年人，与墓主人的关系比较近，有些可能是护卫。

最关键的，他们都是可怜的殉葬者。《史记》记载的匈奴葬俗“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百人”。目前虽然没有发现数百人殉葬的情况，但是可以确定，殉葬制度是存在的，陪葬墓里的人是与他们的主人同时下葬的。

转折发生在8月26日。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但周立刚清楚地记得，清理8号陪葬墓的蒙方教师突然大叫道：“立刚，有器物!”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一个灰褐色陶罐，端端正正地立在沙土里，这是一个多月来发现的第一件完整陶器。闻讯赶来的额教授脸上乐开了花，对学者来说，陶器是判断年代的可靠线索，比那些奢侈品还稀罕。

三天后，他们又在这座墓葬的底部清理出一枚铜镜，尽管只是碎片，但 “内而清而”四个汉字清晰可辨，属于比较典型的西汉昭明镜铭文。在千里之外的草原，在2000年前的古墓中，发现了熟悉的文字和器物，中方队员顿时有了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随后的发现可谓高潮迭起，这12座陪葬墓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出土了5件完整陶器、1件铜鍑、3枚铜镜。队员们在时而沮丧、时而惊喜中，居然把金、银、铜、铁、玉等质地的文物都集齐了。

天气越来越冷，草原也开始变黄，属于这里的考古季节即将结束。送别时，额教授从床底下拿出了收藏已久的伏特加，在场的人都相信，明年，在旁边那座巨大的主墓中，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他们。

关键词： 银龙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