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宫廷绘画研究专家“聂帅”聂崇正回忆职业生涯

他的突破性的研究，使清廷画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有了重要的一个章节。

2019年年底，圆明园十二生肖之马首回归，国家文物局曾特意从故宫请来两位鉴定专家，其中一位是退休研究员聂崇正先生。聂先生专研清朝宫廷绘画，从马首的工艺风格方面给出鉴定结果，证实其与著名宫廷画师郎世宁的风格吻合。

聂崇正退休前在故宫业务部书画组工作，在故宫被称为“聂帅”，见面问起来，他说：“他们就是随便说，叫我什么的都有。我们分去三个同学，我最大，所以他们也叫我聂老大。”聂崇正1965年大学毕业即进入故宫工作，在故宫经历了长长的职业生涯。

美术史系毕业，分配到故宫博物院

聂崇正1960年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那时学校在王府井东安市场东边的校尉营胡同。1960年前学院有四个系，分别为国画系、油画系、版画系和雕塑系，到聂崇正入学这一年增加了美术史系。

聂崇正介绍，实际上1957年美术史系已经设立并招生，但成立后即赶上“反右”运动，当时的系主任王逊被打成了右派，可能接替的金维诺职称是讲师。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系主任必须是副教授以上职称，所以金维诺先生没有资格担当系一把手，因为此美术史系被整体撤销，已经招入的学生，包括现在大名鼎鼎的范曾，都转到其他系，比如国画系，也有的留校做行政工作，还有到《美术研究》编辑部当编辑的。美术史系停办三年，到1960年，金维诺先生升为副教授，美术史系再次创办，聂崇正即为这一届学生。

“我们那一届最初有将近30名学生，有从普通中学直接考进去的，有从美院附中考进去的，还有其他艺术院校代培的一些同学，准备培训结束再回到原来学校做美术史老师。到1963年快毕业时，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代培学生要么中断学业，以大专文凭毕业回原学校，要么随大学学满5年学制，毕业后统一分配。有的代培学生在地方已经成家了，觉得以后再分配不好说分到什么地方去，所以1963年有一批代培的同学就回到原学校去了，这样我们5年毕业时的同学是二十来个。”

聂崇正1965年毕业后，分配工作到故宫博物院。这一批学生分到故宫三个人，一个是聂崇正，还有一个后来当了副院长，班上的一对双胞胎兄弟，一个分到故宫，一个分到了上海博物馆。聂崇正这一届学生很顺利地毕业分配了，他声称真的是幸运。“我们下一届那一批学生就留在学校了，搞‘文化大革命’，最长的当了13年大学生。包括和我一届的雕塑系同学，因为他们的学制是6年，毕业时正好赶上‘文革’开始，也当了十几年大学生，后来到部队去锻炼了。”

接触业务从1972年开始

用聂崇正的话说，“开始分配到故宫也没干什么正经事。”因为他们都被要求去陕西搞“四清”。“我到陕西不久就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很快就给送回来了，之后就没再下去，其他人待的时间比我长，回来以后很快就‘文革’了。”

“文革”开始红卫兵串联，故宫还开门，但有些馆关掉了，“当时来串联的美术院校雕塑系的学生，还在雕塑馆做了收租院的泥塑，在故宫展览，来串联的学生们都去参观。”很快，卫戍区部队被派驻到故宫，故宫关门，不再对外开放。

“故宫关起门来在里头整天搞运动，也分成两派，贴大字报，互相开批斗会。但是好在跟红卫兵到底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提出来砸文物。”聂崇正感叹，“当时如果有人提出来，其实也没有人敢拦着，破四旧啊，谁敢拦?但没有人提。”

东西就都在库房里放着，库房的密封性还算好，“但不像现在书画这些东西都放在地库，地库里恒温恒湿是可以做到的，‘文革’之后才建的。”

到1969年，故宫80%以上的人都下放，到文化部系统湖北咸宁干校围湖造田，只留下很少人看大门，管安全，直到1972年。

“故宫那时候开始接受外国人参观。要考虑开放，老关着门总不是个事儿，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业务人员就调回来，但是也干不了什么事，直到1976年‘四人帮’粉碎，局势才有所转变。所以我接触业务实际上是从1972年以后，当然1972年‘四人帮’还没粉碎，也谈不上接触多少文物，只不过人回到了北京。”

聂崇正隶属于业务部，业务部分为保管和陈列两个部分，保管管理库房，聂崇正是做陈列。“当时业务部门的领导叫杨伯达，他提出来要整理故宫收藏的清朝宫廷绘画，因为这部分绘画相当长一段时间不太被人重视。”

了解中国古代绘画史的人都知道，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古代绘画史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宋元之前的画，至明清时期重视文人画，清朝宫廷画一直不受重视。“一种观点认为清廷画不够潇洒，带有工匠气，为皇家服务，使画家缺少自己的主观想法，所以相当长一段时间，清朝的宫廷绘画在有的绘画史中几乎不提，提也是一带而过。”

聂崇正在参加整理这部分绘画时，发现有些画其实很有价值，尤其是带有纪实性质的，比如帝后肖像、宫中活动等一些内容具体的纪实性绘画作品。“像皇帝在紫光阁设宴、到承德打猎，不但画得好，和史实还对得上，我觉得很有意思。”

文献资料和作品实物的高度吻合

使他兴致勃勃进入研究领域

现在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当时归属于故宫，这其中也有一段故事。“文革”之前第一历史档案馆在中央档案局治下，到“文革”中，中央档案局觉得明清档案都是历史糟粕，不能要，所以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部被清出了中央档案局系统，故宫收留了被“踢出来”的明清档案部，使其成为故宫的一个部门。巧的是，这给聂崇正的专业方向提供了极大便利。“我们和明清档案部的人平时吃饭、开会都在一起，很熟。去查档案，跟他们点个头、写个姓名，就可以把档案原件提出来，很方便。”

聂崇正在查阅档案时发现，很多档案里提到的事，或者说的某一句话，他前几天就在库房里的清廷画上看过。文献资料和作品实物的高度吻合，引领他进入了这一研究领域，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各种研究工作，“我当时抄卡片，抄了好几个抽屉，搞得挺投入，挺兴奋，也由此开始主要关注这部分绘画。”

清朝宫廷画中，纪实性绘画特别发达，除去帝后肖像，聂崇正觉得皇室活动的一些作品最有价值。“康熙朝到乾隆朝，有欧洲传教士画师在宫里当差，这些欧洲人提供了一种很写实的绘画风格，那是文人画体现不了的题材。”

这些欧洲人中就有郎世宁。郎世宁到了中国，确实在宫里起了很大作用，因为清朝皇帝需要表现自己的那段历史。“清朝主要是乾隆，从早年到中年，乾隆皇帝的肖像、他母亲的肖像、他皇后和妃子的肖像，都出自郎世宁之笔。这些帝后肖像画上面都没有落款，可能限于某种制度，不允许，但是我们根据绘画水平以及被画人的时间段，可以判断应该是出自郎世宁之手。”

随着研究的深入，聂崇正开始写一些文章，发表在《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美术研究》等专业性杂志上，慢慢人们也觉得这部分绘画确实有价值，后来陆续有人投入研究，现在已经成了一批研究者。“不光是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也有若干人，包括博物馆之外做美术史研究的也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聂崇正说。

专研清朝宫廷画

对此领域有开创之功

有人说聂崇正对清朝宫廷画研究这一领域有开创之功，他说自己就是比别人做得早一点。“当时杨伯达也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但他后来主要搞玉器研究，我一直在研究清廷画。”

聂崇正不只关注清廷画的纪实性，同时在绘画品种、技法等方面也有研究。他说：“比如油画的东渐。我发现帝后肖像很多是油画，过去一般说油画是晚清或者民国初时派留学生到欧美或者日本学习以后才带回到中国，现在看来可以提前二三百年，传教士们已经把这个画法带来了，这是以前不知道的。我们在查档案时，档案中经常可以看到乾隆让某某某画油画，就用‘油画’两个字，跟现在一模一样。”

焦点透视画法也是一样的情况，一般都说中国画没有焦点透视，称为散点透视，像《清明上河图》，好像画家坐在直升机上，看着底下一点一点把整个街道的情况画出来，视点是在移动的。到了清朝时，焦点透视的画也多了起来，这都跟欧洲画家在宫里的活动密切相关。

从郎世宁的经历来看，他到中国来之前，已经在欧洲学习过地道的欧洲绘画，所以相较于其他几位传教士画师他更加专业。这些画师到中国，给清朝的宫廷画带来了新的面貌，从题材来说扩大了中国画的表现范围。“因为到明清时我们的大部分绘画题材局限于山水花鸟，人物画、肖像画都被人瞧不起，所以等于是我们这帮人把宫廷画的价值提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从美术史上给予肯定。”聂崇正说。

现在清朝内务府档案已经公开出版，聂崇正回想当年初接触时觉得有趣，形容跟憋宝似的，“因为别人看不到，或者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批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他客观地说实际上自己是捷足先登，一下子就领先了，“现在搞的人多了，我们就显不出来了，而且海外的研究者可以看到那边这部分绘画的原始资料，这是我们够不着的。”

关键词： 清朝宫廷绘画 聂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