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澜亭｜孟子，何以成为“亚圣”？

□周学泽

5月20日，农历四月初二是孟子诞辰日，2023孟子故里（邹城）母亲文化节将在邹城市孟庙举行。

孟母为人们所纪念，是因为她教育有方，培养出一代圣人孟子。孟子（约前371年—前289年），名轲，战国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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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庙举行孟母节图 图片来源：邹鲁融媒）

今天我们谈及孟子，第一反应是亚圣。孟子和孔子的主张被尊称为“孔孟之道”，孟子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孔子，但孟子走向“亚圣”之路，经历了1400多年的漫长时间，直到南宋才完成。

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意味着儒家学说成为显学，确立了孔子在文化思想上的至尊地位，但汉中期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孟子和荀子的地位差不多，所谓“孟荀并号”，某些时候甚至比荀子地位还低一些。

东汉班固独具慧眼，他在《汉书》中说，自孔子去世后，学者众多，只有孟子博通古今，思想对社会发展有贡献。但唐代之前，对孟子及其著作研究较为深入的只有东汉末年的赵岐，他的《孟子章句》是研究孟子的经典之作。

孟子地位发生转折始于唐朝中期。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韩愈，是认识孟子思想价值的“第一个贵人”。韩愈在《原道》中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把孟子视为孔子的传人，意味着孟子地位仅次于孔子，显示出韩愈超凡的眼光。

韩愈之所以写《原道》，原因是“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韩愈反对他所认为的异端学说，欲弘扬“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的先王之教，就需要接下孟子的“接力棒”，他确认孟子是道统正宗继承人，对孟子思想大力进行推崇发扬。

孟子地位提升的第二个“功臣”是王安石。王安石通过劝说宋神宗对孟子授号封爵来提高孟子的地位，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孟子》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孟子被封为邹国公，第二年更被批准配享孔庙。

因此，王安石是从政治上提升孟子地位的关键人物。王安石推崇孟子，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改革需要一种勇气，而孟子恰恰有大无畏气概，《孟子·公孙丑上》：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应该是王安石欣赏孟子的重要原因。

而且，王安石从孟子那里找到了变法的理论依据。《孟子·尽心上》对墨守陈规、不知权变的“执中无权”思想进行了批评：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王安石通过继承孟子“权变”思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惊世骇言。

王安石在精神气质上和孟子惺惺相惜，一生对孟子情有独钟，他引孟子为知己，曾作诗《孟子》书怀：“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孟子地位提升的最后一个“功臣”是南宋的朱熹。朱熹是在文化思想上奠定孟子“亚圣”地位的决定性人物。南宋孝宗时，朱熹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使孟子与子思、曾子、孔子平起平坐，实际地位甚至超越“五经”。

笔者观察，朱熹重视孟子，与南宋时严峻的宋金对峙形势有关。在政治上，朱熹“反和主战”，主张“修政事攘夷狄”，“徐起而图之”解决北患。

孟子有两个主要思想，契合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需要。一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思想。《孟子·告子下》认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淳熙十五年（1188）十一月，朱熹上奏《戊申封事》，这是朱熹诸篇封事中最为重要的一篇，开篇曰：“盖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虽于起居饮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症，深于医者固已望之而走矣。”在此情形下，须如扁鹊、华佗这样的名医，“授以神丹妙剂”“湔肠涤胃”，方能去病根，必须彻底改革才有希望。这正是顾虑时局的分忧之举，和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思想一脉相承。

二是孟子养浩然之气思想，对时局大有裨益。《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公孙丑问何谓浩然之气，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南宋偏安后，一直处于忧患之中。正如宋朝爱国将领李纲《感愤有作》曰：胡骑长驱扰汉疆，庙堂高枕失堤防。关河自昔称天府，淮海于今作战场。朝廷苟延残喘，却歌舞升平，“直把杭州作汴州”，主和议声不断，朱熹对此很不满意。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即位，八月初，朱熹以封事上奏于孝宗，这是朱熹第一篇封事，史称《壬午应诏封事》，他引用孟子之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天下之事无出乎此者矣。”“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计。而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 “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贻哲命之时，因时顺理、乘势有为之会，于此三言深加察纳，果断力行以幸天下。”

朱熹引用孟子名言，主张“养气”“修政事、攘夷狄”，“果断力行以幸天下。”朱熹这些主张，和孟子言行十分符合。《孟子 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的阳刚、威武之大丈夫气，其实正是处于危局中的南宋政权和人民所需要的，朱熹当然明白这一点。

朱熹是孟子思想的继承者，也是知音，他继承二程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的思路，并将《论语》《孟子》提升到“经”的地位，与《大学》《中庸》合称《四书》，形成文化新经典。钱穆先生称四书学乃朱熹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朱熹将四书视作一个整体，认为其间联系紧密，而且“先后浅深，参差互见”。在《朱子读书法》中，朱熹认为《论语》《孟子》的行文特点，在于“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

“日用”说明孟子思想可以成为现实问题的解药。《孟子》在南宋成为“四书”之一，显示了《孟子》穿越时空的价值。朱熹给予孟子极高的评价: “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开始确立孟子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具体地位。

宋之后，元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孟子被正式封为亚圣公，地位仅次于孔子。明代，尽管太祖朱元璋对孟子的民本、仁政、反对暴君的思想不以为然，曾下令将孟子逐出文庙，但阻碍不了孟子地位居高不下的事实。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因此《孟子》成了明清读书人的必读书。

纵观孟子历史地位的变迁，汉代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为孟子地位上升提供了条件；唐宋时期科举考试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思想在平民阶层迅速传播，孟子、子思为代表的思孟学派开始成为儒学中的主要流派，政治、时势的需要和孟子思想价值发生“共鸣”，特别是韩愈、王安石、朱熹三位“贵人”慧眼识珠，直接推动了孟子地位的上升。

现代作家林语堂曾说：现代青年人，应该多读孟子，常读孟子，因为孟子一身都是英俊之气。当代作家王蒙说：孟子是一个敢说话的人，而且有些话说得比孔子要尖锐得多。孟子是把社会精英个人的美德修养、百姓的生活、政治的成败都打通了。这就说明了孟子思想具备历久弥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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