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王文旺：一辈子，一件事，不白来一趟

不能光顾着做生意，得去做点事了

经过努力，王文旺将修复古家具的业务越做越精，他的名气也在圈内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找他做古家具修复。短短几年间，他修复的家具已经万余件，大到4米多高的红木柜子，小到不足1尺高的板凳。1999年王文旺被北京市文物古建公司特聘为木工工长，先后参与了丰台区药王庙、丰台区宛平城和故宫建筑的修复工作。这段经历也为他积累了很多古建中的木作精细手艺。

与此同时，王文旺心里渐渐萌发了收藏、传承的念想。他开始收藏各式木作器物。

从家具与古建的修复到收藏，有两个事使王文旺受到极大触动。大约在2008年，当时有一个荷兰人提供给嘉德拍卖行一对紫檀大柜进行拍卖。王文旺认识这个常被行里人喊作“大个儿”的荷兰人，他特别感慨的是，“大个儿”经常上中国来买古董家具，“上世纪90年代他买走这一对大柜的时候才花了170万，10年之后，他拿回来，拍出了近一个亿。”王文旺当时心里就老琢磨：“如果中国的经济没有起来，那这一对宝贝东西可能就流失在国外了。”

还有一件事让他颇受震动。在收购古代家具的过程中他接触到很多老百姓，“二三十年前，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不认识古董，很多时候，为了吃饭，他们就把老家具拆了烧火用了。我亲眼看见一个农村妇女把一件黄花梨的桌子腿给烧了。”

后来王文旺发现，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吃饭不发愁了，穿衣裳也不愁了，但却开始浮躁了。“我总琢磨着，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该吃的吃了，该玩的玩了，下一步追求的肯定应该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是文化是艺术。我就觉得，自己不能再光顾着做生意了，得去做点事了。”

王文旺心里明白，自己追求的方向，就是“寻根”。在他看来，多年收藏的这些木作器物，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我能干的，就是能留住多少，就留住多少。”他越来越觉得，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器物，内含的来龙去脉，就是经过多少代人沉淀下来的文化、文明，“总有种担心，自己是懂这个‘符号’的人，就更不能让它在我手里给毁了。”

让王文旺心疼的是，实际上有的东西已经找不着了，“比如大家都知道《鲁班经》是工匠之作的代表，但还有一本书叫《木匠》，那本书写得更好，知识更丰富，但由于没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本书就没传下来。”

在博物馆的日常接待中，一些别人不太留意的现象，也会令王文旺觉得焦虑，“比如一说几何、物理、数学，好多人的答案五花八门，讲欧几里德的，讲亚里士多德的，大家全都上国外去找。可没几个人知道，中国的几何、数学概念，从春秋战国的墨子时期就有了。”在他看来，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文化会有流失，整理、保护、传承是越抓紧越好。

王文旺回忆，有一阵子，经济发展后，修复市场也越来越热闹，有很多人加入到搞修复的大军里。“加入进来干什么呢?多半是专门给国外的藏家修复家具。”他记得那时候高碑店一条街上，有近千个工厂修复古代家具，修好后源源不断地送去国外。亲眼见过好多几百年、上千年的老物件流失到海外，深深刺痛过王文旺的心。在这种情况下，王文旺坚定了开办一个木作博物馆的决心，“就是觉得轮到我办这个事了。当时租来的一片房子是我自己公司的，我又买了那么多物器，做一个博物馆，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它、保护它。”

别光想着精彩，还要记得实干

一路走来，办博物馆这条路确实很艰难，中间最难的时候，王文旺带着工厂里的150个人尽可能地多接活儿，“那阵子天天对讲机不离手，哪儿有什么事、分派多少个组长、接了什么活儿、怎么分工……一刻不停，实在不行还要跑过去嘱咐、示范。一方面我得指导他们别修坏了，另一方面就是要挣钱养活博物馆。其实我心里特别清楚，不可能说一边挣很多的钱，又一边做好传统技艺的传播，一个人做不出那么多的事来。但我还是想尽最大努力养活、做好博物馆。未来光北京有还不行，最好中部一个、南部一个。”

王文旺始终认为，工匠精神是坚持、坚韧，是口碑，是精益求精。“以前大家一听我的故事，都觉得很精彩，但现在我就老想，不能让人听完只是觉得精彩。”因为他发现身边好多人的想法是“少干活儿，多来钱”，他觉得要是被这种浮躁的想法吸引过去，“大家都不下力气干活儿了，那就没有劳动精神了，没有工匠精神了。不应该是这样。”

在讲解时，王文旺会有意识地让人们去感受故事里的坚韧，“我把活儿干好了才能得到客户的信任，没有精益求精的作品就不会得到好的结果。”他觉得要随时有危机感，才能有一种永远在追求、往前迈进的态度，“哪怕一件小东西，也要把质量做到最好。慢慢地，就会形成整个社会的一种力量，这是一种团队的精神，劳动的精神。从内心里生发的危机感，才能使人有代代相传的精神和埋头苦干的实业精神。光是幻想虚幻的泡沫，终归还是会被打败。”

在王文旺的人生经验里，“坚持初心，这人生没有完不成的事儿，除非你立的目标太虚了。”

关键词： 馆长王文旺 中华木作 民营博物馆 木工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