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画家养成记：职业画家是市场主力

畅销书《古董局中局》改编的系列电视剧正在播出，民国时期北京地区是重要的书画市场，产生了一批优秀画家，也因此留下了颇多书画精品。

前清遗老遗少“以名显画”

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书画家是书画市场的主要供给者，清代遗老遗少、政府官员、传统文人画家以及民间的职业书画家等，无不积极参与到书画市场中来。他们主动发布润例(亦称“挂笔单”)，润例的多少是以书画家的名气、地位等因素决定的，而琉璃厂的南纸店是书画家挂笔单最为集中的地方。

这些画家中的溥心畬、溥雪斋、溥松窗、溥佐等人，作为清朝皇室贵族之后，均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诗文书画造诣相当深厚。到了民国初年，这些失去俸禄的贵胄子弟，有的不得不以书画为生。但他们本身具备一定的物质和社会资源，虽然也卖画，却都能坚持个人的艺术主张，不为艺术市场所左右。如恭亲王之孙溥心畬，书画精湛，身份特殊，通常画家刚出道是“以画求名”，他却可称得上是“以名显画”。他的作品均由荣宝斋代理，自己不用为书画的销路发愁，生活比较优越，所以在作画时能够保持较为单纯的创作心境，在技法和题材上可以视自己的喜好而定。

多重身份的官员画家

还有一类画家有着政府官员的身份，代表性人物有金城、陈师曾、周肇祥等。他们大多为文人出身的官员，这种双重身份为他们从事书画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们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在书画市场的交易过程中扮演着决策者与推动者的角色。如由金城、周肇祥等二十多人合作发起成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在资金上一直得到时任总统徐世昌的支持，画会招收学员，定期举行画展，举办义卖，举办中日联合绘画展览等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北京书画市场的发展。

这些非职业书画家在提携、扶持甚至资助职业书画家方面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陈师曾对齐白石的提携与帮助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陈师曾本人曾在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任职，兼任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也是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他与当时的书画家如吴昌硕、金城、姚华、汤棣等人均交往密切,被公认为民国初年北京画坛领袖之一。反观齐白石，其出身为“我的祖宗，一直到我曾祖命三爷，都是务农为业的庄稼汉，上辈没有做过官，也没有发过财。”(《白石老人自传》)齐白石1917年开始定居北京，“住法源寺庙内，卖画刻印。”

陈师曾在琉璃厂南纸店发现齐白石的润格及所刻印章，前往拜见，二人成了莫逆之交，陈师曾利用其掌握的各项资源支持、扶持齐白石的鬻画生涯。“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的很……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的话，自创红花墨叶一派。”1922年，陈师曾携带齐白石作品前往日本，参加东京府厅工艺馆的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银元……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人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知道我的画在外国人面前卖得出大价，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听说的我的画能值钱，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的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

这些官员书画家虽然也定制润格、出售笔墨，但书画家的身份只是他们的众多社会角色之一。例如身为司法部参事的余绍宋，虽然常有鬻画之举，但是更重视自己传统文人书画家的身份。据《余绍宋书画论丛》记载：“下午汪溶来，持去画一帧，云将以陈列于中日画会。余于此会不谓然，盖恶其市井气太重，不专嫌标榜也。”

职业画家是市场主力

再一类则是纯以书画交易为谋生手段的职业书画家，虽然其中声名显赫者寥寥，却是参与市场的书画家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代表性人物有齐白石、陈半丁、陈少梅等。他们处于书画市场供给方的最底层，但本身艺术修养颇高。他们中的名家通过与社会资源占有者的交流合作，获得了身份及职业上的认同，最终通过市场的认可而确定了自己的书画风格。如齐白石到北京就与陈师曾、樊樊山、罗瘿公、姚华、徐悲鸿等人交好。

为了谋求生存，这类书画家时常会根据大众的喜好进行创作，以迎合市场的需求。如齐白石的画作在传统的人物及山水方面，有观音、钟馗、八仙、渊明采菊;也作海派流行的题材，如岁朝清供、富贵平安、清白传家、长年富贵等，这多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作。

除了居住在北京的本地画家之外，南方地区的画家也纷纷涌入北京。1928年秋，张大千由上海到北平，经陈三立介绍，认识了居住在原恭王府的溥心畬。从此张大千与溥心畬常在一起谈书论画，吟诗作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画作也多次共同在北平的琉璃厂展出，销路甚畅，因此有“南张北溥”的说法。

黄宾虹寓居北平较晚，1937年，受北平古物陈列所之聘鉴定书画，随后又应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之邀任国画研究室教授、中国画学研究会评议，于是便移居北平。北平沦陷后，黄宾虹的生活跌入困境，经常三餐不继。黄当时住在北平石驸马大街，为补生活之急，不仅把心爱的名画卖掉，也常以画换米。除南方画家外，附近城市的画家也来京城鬻画。如以卖画为生的天津画家刘奎龄也曾一度携刘继卣到北平，并会见张大千和张善子等人，还为魏恩甲作《关山行旅图扇》《京剧四平山图扇》等。

宫廷书画大量外流也是市场上书画来源之一。前清的王公贵族、士绅官员、八旗子弟，为了维持生活，纷纷变卖家中世代所珍藏的古董字画。有些贵族显宦之家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如溥心畬就曾因为母亲办丧事没钱，被迫将家中祖传的陆机《平复帖》卖给当时的著名收藏家张伯驹。

延伸阅读

谁在买画?

在繁荣完善的书画市场上，购买收藏群体是交易能否完成的关键，处于整个市场体系的终端。

“当时的主要顾客有前清翰林庄蕴宽、袁励准，北京政府官员汪大燮、林长林，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鉴赏家朱幼平、叶恭绰、张伯驹等名人学者。”(《文物话春秋》)即便是在看似档次较为不高的挂货铺，也时有政界人物与文人学者前去搜集购求。“挂货铺的顾客有军政界人物、名流学者和文化人。他们购买书画、文房四宝和较高档的瓷、铜、玉器。”

北京浓郁的文化与政治氛围，使得政府官员和文人学者在书画市场中占有较大比重，这在其他城市较为少见。他们大多附庸风雅，不仅追捧古代书画，当代书画家作品也在求购视野内。徐燕孙曾在中山公园举办画展，“捧场者颇多，卖出各件多大字标贴某局长定，或某处长定，一若为该画增光者也。”(《艺林月刊》)

传统收藏家群体以具备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出身居多，如张伯驹、张允中等。琉璃厂、中山公园书画展览会等，都是这些文人学者经常光顾的地方，他们将游览、搜集、求购书画作品作为一种陶冶性情、满足收藏嗜好的休闲方式。如当时已经名冠京华的胡适，“1921年，什刹海荷花正开……下午游人甚多……我行礼后，也去走走，在一个古董摊上买了一幅杨晋的小画，一尊小佛。”(《胡适的日记(上)》)当时北京书画市场的繁荣，甚至吸引了一些外地收藏家专程前来购买。“书藏家蒋榖孙夫妇来平避暑……近来字画购入甚多。”“上海大藏家庞莱臣，现已来平，收购旧画之兴甚豪，王亮之吴仲圭渔夫图，已有庞莱臣君购去矣。”

除去附庸风雅的官员和文人外，商人群体在当时的书画市场消费中也占有很大的份额。如王一亭、陈小蝶、虞洽卿、李秋君、穆藕初、吴蕴初、陈光甫、狄楚青、杜月笙和黄金荣等人，都是十分活跃的商人。商人购买字画，意在提升其身份地位。中等收入的市民也喜欢购买一些字画，主要为装点居室所用。

除了国内买家，当时的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求购中国书画的风气颇为浓重，“日人之订购先生吴昌硕及白石画者，岁必数千幅。”(《近代书画市场与风格变迁——以上海为中心》)金城“以摹古得名，专以宋元旧迹，输送日本……其画青绿浓重，金碧渲填，日人购之，盖兼金焉。”(《中国山水画通史(下)》)陈师曾向齐白石征集的作品在日本大受欢迎，全部卖出。(章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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