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清三年造像记》的平宽书风 保持住楷书基本元素

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国家分裂，金瓯不统，异族统治下的中原，更是战祸连年，清代赵翼有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相对于北朝末的书法史来看，则可说“国家不幸书史幸”。晋室南迁，士大夫集团亦随之南渡，书法亦然，且在东晋出现了“二王称英”的局面，南朝最终形成以“二王”“草隶”新体为主流的书学传统，主要以草书、楷书称胜。而北方历朝，则沿用汉、魏以来的铭石体传统，北魏孝文帝甚至亲至洛阳“观石经”，加之北魏政权重用尤善“隶书”(偏指楷书)的崔氏一门，因而终北朝几代，书法与南朝的“江左风流”，终是有所不同。尤其到了东魏、北齐期间，汉、魏的篆、隶书在朝廷的支持下，开始再现、复兴，有学者称之为东魏“隶书的复兴”、北齐“书法的复古”。

北齐时期，书法全面复古，隶书也迎来了中兴之期。高氏掌权之初，便将位于洛阳的汉、魏石经迁往邺都，石经迁邺之后，北齐便颁布诏书，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确定了汉、魏石经所示的文字与书法的指导地位，这样，汉、魏石经的隶书，便成了通行全国的标准字体，隶书也在行政命令的推动下，达到了全面复兴。

此时的书法，与前代大有不同，具体体现在，北齐书法由北魏“斜画紧结”的“洛阳体”，演变为“平画宽结”且带隶意的平宽而又多篆、隶、楷互相杂糅的书体，尤以隶定古文篆字的字形结构为主要表现特征。此种书法面貌，确有它极大的艺术魅力，在文字学与书法艺术方面，也同样具有极大的研究与学习价值。然而北齐的书法，并不仅仅具有篆、隶、楷互相杂糅的单一书法面貌，彼时的书法面貌中，尚有一种相对纯粹的楷书书法，这种风格的楷书，还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学习的。有代表性的如《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娲皇宫刻经》《响堂山刻经》等，这类楷书相对于北齐杂糅体书法来说，是相对纯粹的，但严格来说，它们也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篆、隶书的影响，而它们所受到的影响，并不仅仅止于篆、隶书的外在结构这一层次，所体现出来的，是高于篆、隶书结构这一层次的特点，它们吸收了篆、隶书中平正与宽博的体势，将原来“洛阳体”中“斜画紧结”一变而成“平画宽结”，难能可贵。而这类书法，除了前文所提到的以外，笔者认为出土于兖州的《河清三年造像记》尤其具有代表性。

北齐《河清三年造像记》又名《沙丘城造像记》，1993年发现于兖州泗河河畔，现藏兖州市博物馆。该造像记刻于原造像的台座部分。造像记文字部分纵43厘米、横140厘米，共28行，满行8字，有界格，全文总计208字，3字残泐严重。发现报告书认为造像记中所提到的“太上皇帝”为北齐武成帝高湛，“河清三年(564年)”亦非造像的真实年代，而日本的西林昭一先生则考证认为此处的“太上皇帝”应为北齐孝昭帝高演，其年代也应以“河清三年(564年)”为准，根据造像记的记载及西林昭一先生的考证，其造像的目的也是为了供养孝昭帝而作。

前文所述，东魏有过一段隶书的复兴，但相对而言是一个小范围的复兴，因而东魏隶书复兴的规模是不可能与北齐相比的，然而东魏所复兴的隶书，却对当时通行的“洛阳体”楷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结构平宽且掺杂隶意的另类楷书，这类楷书，在篆、隶书全面复兴的北齐，也由其在东魏时期所形成的拉平“洛阳体”“斜画紧结”的态势，继续向平宽的体势蜕变。北齐的《河清三年造像记》，如上文所提到的，正是这种书体在北齐时代成熟面貌的体现。

北齐时期，篆、隶、楷书的杂糅程度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辨别其书体的程度，而书体结构相对纯粹的《河清三年造像记》也难免落入这样的境地，因而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假如将《河清三年造像记》的竖画加以平直处理，并减少运笔过程中的提按变化而施之以平实运笔，那么这样所体现出来的字体，是与北齐的摩崖刻经隶书毫无二致的。这一是指出了北齐时期隶书与楷书的杂糅程度之高，但是另一层较为隐秘的意思，则是北齐的楷书，以《河清三年造像记》为例，与当时的隶书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其区别正在于它所具有的楷书的一般特征，诸如体势上的欹侧变化，用笔上的提按顿挫等等，也就是说，它是有强烈的“我(楷书特征)”存在的，即使是与同时期《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的字体相比，在隶意明显的平宽楷书的一般特征之下，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而这两者最大的区别，笔者认为就是对提按的运用。《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笔画粗细匀齐，较少提按变化，而《河清三年造像记》的书法用笔，在提按变化方面可以说是运用自如且多出奇笔，这种提按，主要表现在笔画的转折之处，其来源应是得自隶书书写时“笔笔断，断而复起”的书写习惯，在书写转折时的一个变体，尤其是在横折方面，它既有楷书横折连写的一般特点，又难以摆脱隶书“笔笔断”要求下提笔的影响，因而在书写过程中写到笔画末尾时总有一个轻微的提笔示意要提笔另起，然而在这里没有切实的另起，而是在一个短暂的提笔动作之后直接地、未曾中断地行笔。这个动作是很了不起的，隋代的《曹植庙碑》明显可以看出是受到这种用笔的影响，而唐代颜真卿的楷书，宽博的结体、明显的提按，不得不说是受到北齐遗风的影响。

如上文所说，以《河清三年造像记》为主要代表的北齐楷书，其一大特点为在隶书的影响下，保持住了楷书的基本元素，且在朝代混乱、字体芜杂的时代背景下，能够继续发展且能一脉独传，这不得不说是书法史的幸运。笔者曾在《北朝中的唐法滥觞》一文中提到，盛唐颜真卿、徐浩的楷书风格，尤其从线条、结构来看，大异于唐初诸家的细挺斜紧，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两者取法不同。隋代承袭南北，在书法方面亦居中调和，最终融合南北，形成细挺斜紧的风格并影响到以欧阳询为代表的初唐诸家，而盛唐到颜真卿等人则是接受了北齐的平宽楷书风格，尤其北齐楷书中的肥笔(肥笔多由提按而来，上文已专门提到提按)，更是被颜真卿以来的书家所继承，从颜真卿以来唐人楷书的结构及笔法来看，这不得不说是北齐平宽楷书的最终成功，然而这一看似偶然的“隔代遗传”，却有着历史必然性，颜真卿的先祖颜之推曾出仕于北齐，很难说其先祖未受北齐书法时风影响，也很难说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北齐的书风变成了颜真卿先祖的家风而代代相传，到了颜真卿这里而达到了一个集大成的高度，恐怕这正是北齐书风的意义，也是《河清三年造像记》的流风之所及，这也更是北齐平宽楷书的一大历史功绩——发生于北齐，而于唐代改变了书法史中楷书审美的走向。(张彪)

关键词： 河清三年造像记 平宽书风